“姐妹们，我毕业啦！”走出生殖中心门诊大楼，31岁的王韵仍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在论坛里连发了三张B超检查单，评论区很快就被“接好孕”“恭喜”等留言刷屏。

 在这个群体中，“毕业”是共同目标，意味着试管婴儿移植成功，患者可以离开生殖科，以准妈妈的身份到产科开启人生新阶段。

 实现身份转变并不容易，试管婴儿就像一场闯关游戏，任何环节失败都要从头再来。

 王韵备孕6年，尝试各种方法无果，最终选择了试管婴儿，但初次体验以生化妊娠结束。植入宫腔的胚胎开了花，却没能绽放出生命，让她一度崩溃大哭。休息3个月后，她调整心态，再战告捷，成为同一天胚胎移植5位姐妹中的首位毕业生。

 从1988年我国第一个试管婴儿呱呱坠地，到如今每年近30万试管婴儿悄然诞生，越来越多深陷生育困境的家庭开始主动寻求医学力量，走上一条披荆斩棘的闯关之路。

 转变：

 当人们主动走进生殖中心

 “其他方法都没用，试管是我最后的希望。”32岁的李青青说，备孕4年，她喝过中药，扎过针灸，在疏通输卵管时疼得两眼发黑，还是没等来验孕棒上的两条杠。不久前，她终于下定决心，跟医生确认了试管婴儿方案，接下来，她将陆续完成促排卵、取卵、胚胎培养和胚胎移植等流程，开启自己的闯关之旅。

 对于李青青来说，踏入生殖中心的大门并不容易，在她的农村老家，试管婴儿还是一件不可说的事。“除了老公和双方父母，我没告诉任何人，不想被别人说闲话。”她说，但在熙熙攘攘的生殖科门诊室排队2个小时后，她有点想开了，“原来有这么多人怀不上。”

 事实上，做试管婴儿的人群比李青青看到的更加庞大。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刘见桥介绍，作为诞生了广东省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老牌医院，2021年该院生殖中心门诊量接近25万人次，取卵周期近7500例。在没有疫情影响的2018年，他每天接诊的患者超过百人。

 其他医院的数据同样惊人。广东省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谭颖博士说，2013年至今，他们已经成功培养了1万多名辅助生殖技术宝宝。

 热闹不仅存在于人口大省广东。2021年6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透露，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39家，每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总周期数已经超过100万。

 乔杰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生育困境的一角。这份2021年发布在《柳叶刀》的文章显示，我国不孕症发病率已从2007年的12%升至2020年的18%，这意味着每6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不出孩子的难题。

 晚婚晚育趋势造成生育能力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省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015年的25.94岁推迟至2020年的27.52岁，浙江省则从2010年的27.98岁推迟到2020年的29.09岁。一线城市晚育年龄更高，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0.73岁。

 熬夜、久坐、抽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导致不孕不育发生。快速发展的试管婴儿技术，成为人们抓住生育机会的重要武器之一。近年来，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妊娠率达到40%～50%，服务量和技术水平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改变。”谭颖谈到，以前由于科普力度有限，不少人质疑试管婴儿的寿命、健康和智力水平比不上普通孩子，甚至误以为孩子长在试管里，不算“亲生的”。

 而现在，随着文化素养的提高，人们对辅助生殖技术的了解加深，加之大量长期的临床随访调查报告公布，越来越多不孕症患者主动提出用试管婴儿助孕。

 这种态度转变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世界更加明显。在某社交平台上，试管婴儿相关笔记超过2万篇，评论多达24万条，累计点赞量超过70万。刚刚“毕业”的王韵是参与者之一。她将两次胚胎移植的经历分享在社交主页上，吸引了数十位网友进行咨询，还专门创建了一个经验分享群。李青青也加入了类似的组织，主动分享自己曲折的备孕史。多年来避而不谈的话题正逐渐变得寻常。

 误解：

 试管婴儿并非捷径

 但是，新的困惑和误解也随之而来——十年前，生殖科医生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说服患者接受试管婴儿。现在，他们常常主动“劝退”患者——试管婴儿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捷径。

 确诊不孕不育患者后，医生通常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对生活方式进行干预，或者人工授精等，最后才会考虑试管婴儿。

 “大部分患者可以通过调整内分泌、药物治疗、促排卵治疗等常规治疗手段实现生育。”茂名市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郑文玲说，她所在的生殖中心2021年门诊量超过6万人次，最终需要借助试管婴儿的人群只占10%～15%。

 即便满足做试管婴儿的各项严格指征，选择哪一种技术，也需要听从医生的专业判断。

 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梁欢备孕多年无果，听说同事做试管婴儿成功了，她很心动，便在当地三甲医院预约了专家号，提出想尝试看起来最先进的第三代试管婴儿。

 没想到的是，了解她的情况后，专家建议她和丈夫先完成综合评估，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尝试第一代试管婴儿。“我以为第一代是最差的，当时就不乐意了。”梁欢说，听了专家的解释，她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乌龙。

 根据技术手段的不同，试管婴儿分为三类，为了便于区分，外界简单称之为第一、二、三代试管婴儿，但三者不是升级换代的关系，适用范围也不相同。

 ☞ 第一代试管婴儿指的是常规体外受精，即分别提取精子和卵子，让它们在体外“自由恋爱”，培养成胚胎或者囊胚后再移植到女性子宫内。

 ☞ 第二代则更接近“包办婚姻”，同样在体外结合，但医生会挑选活动力更好的精子，直接注射到卵子中，主要用于治疗少精、弱精或者梗阻性无精症等男性因素造成的不孕。

 ☞ 第三代试管婴儿指的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会在第二代基础上增加基因测序筛选环节，从源头上避免遗传性疾病、染色体异常等情况，一般只适用于一方或双方携带有已知遗传学疾病的夫妇，以及反复流产、高龄女性。

 和梁欢一样，很多患者都有过类似的疑问：既然可以做试管婴儿，为什么不能直接选择把控环节最多的第三代？

 “第三代试管婴儿不是万能的，可以治疗的疾病种类有限，例如基因诊断不明确的疾病就无法完全避免，而且技术干预过多可能对胚胎造成损伤。”谭颖解释道，非必要的人工干预会让精子跳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环节，只能避免特定的遗传风险，不能100%保证健康宝宝的出生。此外，第三代试管婴儿的价格也明显高于第一、二代，给患者带来额外经济负担。

 更值得深思的原因是，试管婴儿的初衷不是为了“定制”完美婴儿，而是帮助不具备自然生殖能力的父母生育自己的孩子，并尽量避免有问题的孩子出生。

 2010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32年后，诺贝尔医学奖才颁给了试管婴儿奠基者罗伯特·爱德华兹。姗姗来迟的荣誉，折射出这项人类重大技术背后沉重的社会压力。多年来，我国在积极探索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时，不断加强试管婴儿的监管，严禁商业化和产业化，让这项技术保持着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初心。

 代价：

 闯关者的双重压力

 “很遗憾，这次没有成功。”看完宋秀的检验单，刘见桥轻声宣告结果。

 像害怕听到安慰似的，宋秀连忙摆摆手，表示已经猜到了一切。今年是她备孕的第13年，因为丈夫精子畸形，他们四处求医无果，只能寄希望于试管婴儿。不久前，她完成了第一次胚胎移植，“现在感觉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首战失利，宋秀有些失望，但并不灰心。临走时，她从包里掏出3盒糖，不容拒绝地放到诊桌上。在家等待胚胎着床的14天里，她把一颗颗甜蜜放进纸盒，系上蝴蝶结，期待与打开的人分享喜悦。“看来惊喜在下次了。”她说完便站起身，拎起鼓鼓囊囊的背包离开了。

 在人来人往的生殖中心，如此洒脱的患者并不多见。近年来，试管婴儿发展迅速，但仍有局限性，只有近半数的适龄女性能够一次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功的可能性还会逐渐降低。“35岁患者妊娠成功率30%～40%，40岁以后可能就只有20%左右了。”刘见桥说，他们常常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安慰和鼓励患者，帮助他们调整心态。

 多次试管婴儿失败，不仅让患者的心理压力骤增，也会积累经济负担。

 在广东省生殖医院的门诊大厅收费处，展示着一份项目价格公示表，涵盖精液优化处理、胚胎培养、胚胎移植等辅助生殖服务的各个环节，每项服务的价格从数十元到数千元不等，患者可以按当期治疗内容缴费。

 “在同等级的公立医院，不同患者单个治疗周期的平均费用差别不会太大，一般为3万～5万元。”谭颖说，导致个体费用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治疗次数。例如卵巢低反应的患者可能需要多次胚胎移植，甚至多次取卵，“有一位子宫畸形患者，移植了8次最终成功，费用肯定远超其他患者。”

 “外地患者的费用也会更高，花在路上的费用甚至接近治疗费用。”刘见桥会问清楚第一次建档的患者是否在本地生活，提醒他们对实际费用要有心理预期。

 放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最高预算是10万，现在已经花了11万。”余瑜说，她的老家在广西某个县城，往返不方便，每次胚胎移植后都在医院附近租房住半个月，等结果出来以后再回家。为了专心备孕，她还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

 小范围的补贴活动是目前患者减少经济压力的主要途径。例如肇庆市联合本地生殖医院，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免费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或医疗费用减免等福利。

 医院自主发起的公益活动也比较丰富、高频，例如广医三院向社会提供免费试管婴儿治疗名额，广东省生殖医院联合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为困难家庭提供补贴等。商业保险进入辅助生殖领域，成为一种有效补充。例如广东某保险公司推出试管婴儿移植手术的保险产品，在一定期限内遭遇多次失败即可获得保险补偿金，从而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

 “这些福利活动得到了很多患者的关注，医院后台每天都能收到咨询和申请。”谭颖说，以前大多数经济困难的患者只会选择沉默，她很高兴可以帮助到这些人。

 更强有力的支持还在路上。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多地陆续发布生育支持政策。2021年，国家医保局明确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支付范围；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文，提出逐步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呼声渐长，但落地也有难度。多地已暂缓执行，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中直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立足于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着力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还没有能力将支付范围扩大到辅助生殖类项目。”

 “如果国家支持，相信很多人都愿意生孩子。”刚刚完成首次胚胎移植的李青青说，她不会因此等待，但希望支持政策能早些落地，以帮助更多痛苦的人。

 在试管婴儿的闯关游戏中，“痛苦”是高频词，“幸福”也是。形形色色的家庭相互扶持着走进来，在检查结果面前失控地哭泣，又总会以更坚定的语气说“再试一次”。因为他们相信，生育之难留下的痕迹，终将被B超单上的小小胎芽、奇妙的第一次胎动、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消解，而那时，笼罩他们的将是巨大的、持久的幸福。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